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百家乐路纸表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新民丛报》已经在一九○七年停刊。百家乐路纸表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詠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⑤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从九月七日至九日会议连续开了三天，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三天中，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等发了言。他们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百家乐路纸表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21)针对王明把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百家乐路纸表在会上插话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22)这时，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十四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进犯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百家乐路纸表在一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中共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百家乐路纸表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还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它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陈毅并担任了红六军政治委员。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百家乐路纸表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那里，他们俩都主张反击，百家乐路纸表建议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⒂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⒃辛亥革命后几年的痛苦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件好事。旧的路子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道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惊醒了世人。许多人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关键是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他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⑤。百家乐路纸表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百家乐路纸表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踏上黄河东岸后，百家乐路纸表等就来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赶赴在河北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百家乐路纸表对杨尚昆说了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②百家乐路纸表等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央和军委的大部机关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百家乐路纸表等带领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吉普车东行。⑾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23)《百家乐路纸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0—845页。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百家乐路纸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这次会上，百家乐路纸表还对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项办法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四天后，百家乐路纸表在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她。海伦后来回忆：“百家乐路纸表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25)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第17节西安事变前后在这个时期中，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总结了明朝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百家乐路纸表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它的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把它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4)十一月二十一日，百家乐路纸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35)。百家乐路纸表病情好转得比较快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阔别二十年的长子毛岸英又回到他的身边。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百家乐路纸表领导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湖南长沙故里。一九三○年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毛岸英等三兄弟由中共湖南党组织秘密送到上海。一九三一年，毛岸龙患病死了。一九三六年，毛岸英、毛岸青又被送到苏联学习。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毛岸英，随阿洛夫医生等到达延安。百家乐路纸表十分高兴，抱病到机场去迎接，父子的久别重逢，给了百家乐路纸表极大的安慰和温馨，也使他的病体能较快好转。经过九月以来的紧张学习和对错误路线的深入批判，高级干部中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已能看清。但是，又出现一些新的偏向。有些过去受过错误打击的干部对那些犯了“左”倾错误的干部也进行过火斗争，使有些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揪上台去交待问题，有的甚至被轰出会场，一度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对党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存在严重争议，主要是：王明、博古等属于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怎样处理思想要弄清和结论要宽大的关系？对六大如何估价？党内的宗派是否还存在？对这些问题，百家乐路纸表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告诉他，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还会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党内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道：“百家乐路纸表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⒇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⒁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情况报告，1930年9、10月间。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百家乐路纸表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⑩百家乐路纸表十分善于抓住机遇。他立刻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①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百家乐路纸表十分善于抓住机遇。他立刻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