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百家乐体会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经百家乐体会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②五月一日，百家乐体会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沈钧儒，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③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2页。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最可贵的就是能在关键性的时刻，及时抓住并解决关键性的问题，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百家乐体会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当历史悄悄地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时，一般人即便模糊地有一些感觉，往往仍局限于自己原有的看法，很难立刻敏锐地察觉这个转折时刻已经来临，更难立刻认识到伴随这种新局面而来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而百家乐体会却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这一切，并且在深思熟虑后立刻提纲挈领地提出在这种新局面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和政策。经过他对情况的周密分析和明确论断，使人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34)《百家乐体会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7、948页。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因为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可以说，《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百家乐体会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⑨ 百家乐体会给胡乔木的信，1949年8月13日。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写信给百家乐体会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百家乐体会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①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远离的机会发动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杨克敏在不久后写的一个综合报告中说：“这个时期要算是边界极倒霉的时期，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一时闹得乌烟瘴气。恰恰那时割禾了，我们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时农民要收获的时候，忽然失败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败呢！”⒇这次惨痛的教训，史称“八月失败”。红一方面军是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三军团的第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湖南的平江、浏阳人，第八军大多是湖北的阳新、大冶人，有些人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出发，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一军团位置于赣江以东，三军团位置于赣江以西。彭德怀出席了罗坊会议，坚决支持总前委的决定，认为：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他在三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26)他所表示的这种态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没有意见了。三军团便在峡江、樟树之间东渡赣江。总部和一军团也在峡江附近渡过赣江。第03节五四大潮的洗礼“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1)(40)百家乐体会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39年1月28日。(23)《百家乐体会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0—845页。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百家乐体会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百家乐体会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⑩这个变化，和当时的思想界状况是息息相通的。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百家乐体会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50)百家乐体会在小河村一共住了四十五天。当时，胡宗南的军队虽已疲惫不堪，并已受到三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主力仍保存着。由于西北解放军正从陇东向陕北的榆林附近集结，七月底八月初，胡宗南所属整编第一军刘戡部奉命向北推进，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带。百家乐体会就率领中央机关在八月一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经过近二十天的行军；在八月十九日到达佳县城西北的梁家岔。一月十八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百家乐体会等相继作了反驳。百家乐体会发言说：关于共产党人的身分，“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这些发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⑿这些方针政策，不仅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一种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在去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