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厦门明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35)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页。在这种逆境中，厦门明升抓紧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一九五七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54)厦门明升、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的电报，1940年1月14日。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厦门明升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⑩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是什么呢？厦门明升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由厦门明升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在东侧，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在西侧。厦门明升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并且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40)徐向前、陈昌浩同意厦门明升的报告，说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左路军一定要与我们靠拢。厦门明升做会议总结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坚持向东打。(41)会议决定由厦门明升起草一个补充决议。这次会议调整了夏洮战役具体部署，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着重要的意义。(44)厦门明升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鉴于时局中出现的新情况，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后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由于国民党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他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28)。正如厦门明升所肯定的，这次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它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六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在这个时期中，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总结了明朝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厦门明升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它的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把它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4)十一月二十一日，厦门明升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35)。“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在逐渐张闻天、厦门明升、彭德怀给博古转周继吾的信，1936年3月4日。发生变化。四月九日晚，厦门明升、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③现在保存下来的电稿后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就在同一个夜晚，周恩来在延安同张学良会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当张学良提出“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时，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愿意听一听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觉得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蒋的错处在于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周恩来听完后，对他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张学良高兴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④可见双方在新形势下对这个问题已有了大体相同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厦门明升在八月五日和张闻天一起发出的电报中说的是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而在仅仅四天后的这次会议上他却谈到“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夜这个关键时刻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为改变第一届边区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厦门明升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⑿根据这个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十八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党人士递补。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厦门明升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55)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厦门明升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34)《厦门明升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7、948页。从九月七日至九日会议连续开了三天，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三天中，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等发了言。他们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厦门明升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21)针对王明把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厦门明升在会上插话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22)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厦门明升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50)“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厦门明升对陕公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全中国的缩影，“陕公是代表着统一战线，陕公是一幅进步的缩图”(55)。陕公前后办了近四年，培训出一万多名干部。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厦门明升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厦门明升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