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略进攻号角的吹响，直接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已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形势的发展，促使波音备用除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外，必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建设新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⒄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3日。波音备用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经过九月以来的紧张学习和对错误路线的深入批判，高级干部中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已能看清。但是，又出现一些新的偏向。有些过去受过错误打击的干部对那些犯了“左”倾错误的干部也进行过火斗争，使有些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揪上台去交待问题，有的甚至被轰出会场，一度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对党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存在严重争议，主要是：王明、博古等属于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怎样处理思想要弄清和结论要宽大的关系？对六大如何估价？党内的宗派是否还存在？对这些问题，波音备用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告诉他，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还会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党内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在从事军事部署的同时，波音备用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取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当整风运动按照波音备用的部署向前发展的时候，传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这件事也有利于正确解决中共党内高层领导的问题。“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⒃洛甫、波音备用致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日。⑿中央军委致聂刘，并告贺李电，1946年8月1日。⑥ 《波音备用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82、183页。(25)波音备用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在去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因为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可以说，《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波音备用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在国共双方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各自发布《停战通告》的同时，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会议经过二十天的激烈争论。先后通过了有关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以及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重要协议，在一月三十一日闭幕。二月二十五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达成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波音备用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波音备用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⒃(27)《熊寿祺关于秋收起义的几次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53页。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波音备用说，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中国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发展可能会快些。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十月八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十月十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接着，波音备用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夜，波音备用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波音备用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⑥ 《波音备用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82、183页。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波音备用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波音备用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⒃⑧ 《波音备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页。一九四七年十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波音备用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经波音备用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②五月一日，波音备用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沈钧儒，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③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这年春天，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居住的人口增长到八千万人，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七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一九四七年十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波音备用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经波音备用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②五月一日，波音备用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沈钧儒，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③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根据这个判断，电报作出具体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