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28)《波音出租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波音出租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⒃十二月十七日，他从汉口到了长沙。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此，当代表们还在讨论大会的几个报告时，七中全会主席团已对选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波音出租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波音出租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波音出租任组长。根据波音出租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波音出租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波音出租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在从事军事部署的同时，波音出租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取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此，当代表们还在讨论大会的几个报告时，七中全会主席团已对选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这时，晋东南八路军和新军反击阎军孙楚部；八路军在太行反击朱怀冰部，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内顽固派发动的这场反共高潮已无法支持下去，接近偃旗息鼓。二月二十○日，波音出租致电彭德怀，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40)在华北北部战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指挥下，先后在保定以北和冀东地区发动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四千人，使河北省会保定陷于孤立。那时候，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呼唤下，大批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入延安。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延安会对要求抗日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第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48)刚刚恢复工作的波音出租，对蒋介石的企图早已料到。他认为：苏军将于四月完成撤军。蒋介石必将部署部队自沈阳北进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不给向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打击，东北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停战的，东北解放区后方也难以巩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经取得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的共识后，定下了“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争取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决心。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呢？这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有关。九月间，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波音出租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29)他判断，无论哪一种局面出现，国共之间的严重斗争都是不可免的。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也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九月九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会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军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一万万民众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波音出租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三十岁，刚好是“而立”之年。“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波音出租，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二十二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当翻译师哲将国际来电送给他时，波音出租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⑿二十一日，波音出租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电。会议决定：先由波音出租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主席团的这一提议后，中共中央再作正式决定。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收到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⑤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⒆波音出租：《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在这篇讲话中，波音出租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