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陈、周、博、叶、董致毛、洛及书记处并朱、彭、任电，1938年2月10日。(29)欧洲足球盘口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七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欧洲足球盘口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21)欧洲足球盘口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的发刊词，1939年1月2日。欧洲足球盘口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就能使中国革命的前途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个变化，和当时的思想界状况是息息相通的。十二月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欧洲足球盘口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1)欧洲足球盘口在小河村一共住了四十五天。当时，胡宗南的军队虽已疲惫不堪，并已受到三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主力仍保存着。由于西北解放军正从陇东向陕北的榆林附近集结，七月底八月初，胡宗南所属整编第一军刘戡部奉命向北推进，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带。欧洲足球盘口就率领中央机关在八月一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经过近二十天的行军；在八月十九日到达佳县城西北的梁家岔。还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欧洲足球盘口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任弼时，有中央部门和西北地区领导人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贾拓夫、张宗逊、马明方、王震、张经武，还有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会议在院子里临时搭的凉棚下举行。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有这样多负责人集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次会议通常被称为“小河会议”。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欧洲足球盘口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那里，他们俩都主张反击，欧洲足球盘口建议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⒂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⒃这时，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十四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进犯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欧洲足球盘口在一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中共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欧洲足球盘口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还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它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陈毅并担任了红六军政治委员。⑥ 中央军委致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电，1948年7月22日。三个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⒆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欧洲足球盘口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2页。一，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⑧ 《欧洲足球盘口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页。① 《欧洲足球盘口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页。“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接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在这个时期中，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总结了明朝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欧洲足球盘口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它的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把它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4)十一月二十一日，欧洲足球盘口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35)。⑦ 中央书记处致南方局的电报，1939年2月6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此，当代表们还在讨论大会的几个报告时，七中全会主席团已对选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欧洲足球盘口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