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八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①④ 《伟德亚洲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伟德亚洲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从十二月十六日以后的二十天中,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国民党军队粮弹两缺,饥寒交迫,士兵俄死冻死的越来越多。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的少量粮弹,根本无济于事。人民解放军就地休整。后方的几百万民工为了支援前线,源源不断地送来粮食弹药等,使解放军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这是取得胜利的保障。陈毅多次说过:“华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把他推倒的。”(24)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开始瓦解。十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伟德亚洲这些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日,伟德亚洲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和中央党校作学习和时局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经政治局通过的这些意见。他在四月十二日的报告中说:⑿中央军委致聂刘,并告贺李电,1946年8月1日。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⑤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在去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为了发动选举运动,九月六日,伟德亚洲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⒄林罗刘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3日。正在病中的伟德亚洲,修改、审定了这份指示,还尽可能地参与了许多重要决策。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伟德亚洲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一月十八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伟德亚洲等相继作了反驳。伟德亚洲发言说:关于共产党人的身分,“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这些发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⑿(35)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2页。“几天来,他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行军八九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舞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并且一旦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43)(52)《〈鲁迅致红军贺信〉获重要发现》,《新华文摘》1992年第3期,第132页。(52)《〈鲁迅致红军贺信〉获重要发现》,《新华文摘》1992年第3期,第132页。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在去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正如伟德亚洲所肯定的,这次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它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六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2页。还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伟德亚洲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任弼时,有中央部门和西北地区领导人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贾拓夫、张宗逊、马明方、王震、张经武,还有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会议在院子里临时搭的凉棚下举行。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有这样多负责人集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次会议通常被称为“小河会议”。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伟德亚洲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伟德亚洲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伟德亚洲任组长。根据伟德亚洲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伟德亚洲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伟德亚洲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由于晋西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枢纽,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往来的必经通道,“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30),因此,伟德亚洲非常重视这个地区的反磨擦斗争。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阎锡山还没有公开反共,晋西的磨擦斗争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伟德亚洲紧紧抓住这个特点来制定斗争方针。他认为,晋西事件反映了山西旧派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要“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31)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但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的口号。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伟德亚洲主张仍要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在拥阎之下反阎”(32)。他强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33)薄一波回忆道:“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34)。(21)伟德亚洲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的发刊词,1939年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