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当整风运动按照足球賽果的部署向前发展的时候，传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这件事也有利于正确解决中共党内高层领导的问题。这时，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十四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进犯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足球賽果在一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中共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足球賽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还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它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陈毅并担任了红六军政治委员。⒇《总前委第三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28日。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由足球賽果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在东侧，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在西侧。足球賽果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并且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40)徐向前、陈昌浩同意足球賽果的报告，说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左路军一定要与我们靠拢。足球賽果做会议总结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坚持向东打。(41)会议决定由足球賽果起草一个补充决议。这次会议调整了夏洮战役具体部署，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季米特洛夫致电足球賽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二十二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当翻译师哲将国际来电送给他时，足球賽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⑿二十一日，足球賽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电。会议决定：先由足球賽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主席团的这一提议后，中共中央再作正式决定。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收到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⑿中央军委致聂刘，并告贺李电，1946年8月1日。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足球賽果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那里，他们俩都主张反击，足球賽果建议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⒂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⒃(34)足球賽果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6月26日。③ 足球賽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39)足球賽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二次修改稿，1945年3月24日手稿。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足球賽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⑥⒆足球賽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正在病中的足球賽果，修改、审定了这份指示，还尽可能地参与了许多重要决策。(37)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60页。⑾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由于晋西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枢纽，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往来的必经通道，“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30)，因此，足球賽果非常重视这个地区的反磨擦斗争。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阎锡山还没有公开反共，晋西的磨擦斗争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足球賽果紧紧抓住这个特点来制定斗争方针。他认为，晋西事件反映了山西旧派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要“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31)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但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的口号。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足球賽果主张仍要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在拥阎之下反阎”(32)。他强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33)薄一波回忆道：“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34)。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在从事军事部署的同时，足球賽果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取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此，当代表们还在讨论大会的几个报告时，七中全会主席团已对选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② 中央军委致许谭，并告粟陈唐张电，1948年7月16日。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足球賽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从十二月十六日以后的二十天中，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国民党军队粮弹两缺，饥寒交迫，士兵俄死冻死的越来越多。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的少量粮弹，根本无济于事。人民解放军就地休整。后方的几百万民工为了支援前线，源源不断地送来粮食弹药等，使解放军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这是取得胜利的保障。陈毅多次说过：“华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把他推倒的。”(24)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开始瓦解。十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三个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⒆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足球賽果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