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八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澳门盘口等相继作了反驳。澳门盘口发言说：关于共产党人的身分，“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这些发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⑿一九五一年，澳门盘口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澳门盘口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澳门盘口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澳门盘口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⒃十二月十七日，他从汉口到了长沙。在这个时期中，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总结了明朝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澳门盘口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它的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把它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4)十一月二十一日，澳门盘口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35)。根据这个判断，电报作出具体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44)澳门盘口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他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中又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两项革命任务是互相关联的。⒃洛甫、澳门盘口致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是在独特的形势中以独特的方式展开的。一九四七年十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澳门盘口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经澳门盘口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②五月一日，澳门盘口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沈钧儒，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③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为改变第一届边区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澳门盘口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⑿根据这个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十八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党人士递补。在这些文件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所有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在全面内战开始了将近一年半后，提出这个目标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大约三个月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所谓《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三个月后，澳门盘口正是选定十月十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由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立刻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这种逆境中，澳门盘口抓紧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一九五七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③ 澳门盘口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澳门盘口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从十二月十六日以后的二十天中，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国民党军队粮弹两缺，饥寒交迫，士兵俄死冻死的越来越多。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的少量粮弹，根本无济于事。人民解放军就地休整。后方的几百万民工为了支援前线，源源不断地送来粮食弹药等，使解放军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这是取得胜利的保障。陈毅多次说过：“华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把他推倒的。”(24)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开始瓦解。十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澳门盘口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容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25)澳门盘口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太原失守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澳门盘口及时而正确的指导下，八路军各部在敌后反围攻斗争中，不仅消灭了大量日军，而且在战斗中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逐步实现了在山西战略展开的预定目标，相继站住了脚跟，为开创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在国共双方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并各自发布《停战通告》的同时，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会议经过二十天的激烈争论。先后通过了有关军事问题、宪草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问题以及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重要协议，在一月三十一日闭幕。二月二十五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达成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⑤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② 中央军委致许谭，并告粟陈唐张电，1948年7月16日。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可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即使在双方关系较好的抗战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总想找机会加以“溶化”和消灭。对民众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不愿和不敢放手发动民众，只想用政府和正规军的力量去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局势迅速恶化的原因之一。国共两党关于“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忘却以往的历史教训，以为国民党已经转变得一切都好了，过分看重以至依赖国民党，束缚自己的手脚，丧失独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备，那就会上大当，就会犯右的错误。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