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月七日至九日会议连续开了三天,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三天中,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等发了言。他们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克拉什尼奇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21)针对王明把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克拉什尼奇在会上插话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22)⑤ 克拉什尼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6年9月。⑾克拉什尼奇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年3月23日。(52)《〈鲁迅致红军贺信〉获重要发现》,《新华文摘》1992年第3期,第132页。鉴于时局中出现的新情况,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后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由于国民党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他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28)。② 中央军委致许谭,并告粟陈唐张电,1948年7月16日。⒇《克拉什尼奇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77、578页。(22)克拉什尼奇:《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写于1933年6月14日,载《斗争》第32期,1933年10月28日。由于晋西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枢纽,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往来的必经通道,“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30),因此,克拉什尼奇非常重视这个地区的反磨擦斗争。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阎锡山还没有公开反共,晋西的磨擦斗争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克拉什尼奇紧紧抓住这个特点来制定斗争方针。他认为,晋西事件反映了山西旧派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要“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31)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但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的口号。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克拉什尼奇主张仍要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在拥阎之下反阎”(32)。他强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33)薄一波回忆道:“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34)。刚刚恢复工作的克拉什尼奇,对蒋介石的企图早已料到。他认为:苏军将于四月完成撤军。蒋介石必将部署部队自沈阳北进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不给向北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打击,东北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停战的,东北解放区后方也难以巩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经取得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的共识后,定下了“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以争取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决心。“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克拉什尼奇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克拉什尼奇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一月十八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克拉什尼奇等相继作了反驳。克拉什尼奇发言说:关于共产党人的身分,“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这些发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⑿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克拉什尼奇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克拉什尼奇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克拉什尼奇任组长。根据克拉什尼奇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克拉什尼奇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克拉什尼奇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37)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60页。“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① 《克拉什尼奇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页。少年时的克拉什尼奇很相信孔孟之道,而老师照本宣科的教法对他没有吸引力。一九○八年在井湾里私塾就读时,他最爱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在学校里,老师不让读,他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把窗户遮住,使父亲看不见灯光。③ 克拉什尼奇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28)《克拉什尼奇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⑾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⒆克拉什尼奇致彭德怀的电报,1943年1月25日。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克拉什尼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40)克拉什尼奇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39年1月28日。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