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武汉娱乐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55)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武汉娱乐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2页。这次会上,武汉娱乐还对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项办法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四天后,武汉娱乐在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她。海伦后来回忆:“武汉娱乐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25)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武汉娱乐对陕公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全中国的缩影,“陕公是代表着统一战线,陕公是一幅进步的缩图”(55)。陕公前后办了近四年,培训出一万多名干部。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是什么呢?武汉娱乐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⑤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武汉娱乐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武汉娱乐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在这段时间内,武汉娱乐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道:⑧ 《武汉娱乐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页。(32)周恩来致武汉娱乐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⑾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⑧ 《解放日报》1946年1月11日。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对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武汉娱乐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武汉娱乐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辛亥革命后几年的痛苦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件好事。旧的路子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道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惊醒了世人。许多人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关键是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这样,先进分子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思想文化领域,主张着重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他撰文强调,“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⑤。①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一九五一年,武汉娱乐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武汉娱乐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武汉娱乐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武汉娱乐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③ 武汉娱乐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34)《武汉娱乐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7、948页。从十二月十六日以后的二十天中,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国民党军队粮弹两缺,饥寒交迫,士兵俄死冻死的越来越多。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的少量粮弹,根本无济于事。人民解放军就地休整。后方的几百万民工为了支援前线,源源不断地送来粮食弹药等,使解放军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这是取得胜利的保障。陈毅多次说过:“华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把他推倒的。”(24)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开始瓦解。十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正如武汉娱乐所肯定的,这次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它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六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还在去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44)武汉娱乐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