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③ 永利高2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永利高2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永利高2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一九四九年春的一天下午,永利高2由香山乘车来到北平城内,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他们有的是永利高2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有的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永利高2和他们畅叙旧情后,黎锦熙对永利高2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永利高2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39)永利高2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二次修改稿,1945年3月24日手稿。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永利高2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那里,他们俩都主张反击,永利高2建议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⒂但遭到拒绝。随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⒃“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1)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永利高2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永利高2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永利高2任组长。根据永利高2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永利高2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永利高2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永利高2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⒇那时候,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呼唤下,大批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入延安。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延安会对要求抗日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第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48)③ 永利高2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三个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⒆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永利高2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四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永利高2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他先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永利高2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当晚,他又和何长工一起到战地前沿去视察。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永利高2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54)永利高2、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的电报,1940年1月14日。(35)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一九四七年十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永利高2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经永利高2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②五月一日,永利高2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沈钧儒,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③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向他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22)(35)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入城第二天,永利高2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入城后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政策,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维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32)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也好,永利高2也好,虽曾一度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偏于乐观,但并没有完全陷入对和平的幻想中,更没有因此而放弃人民手里的武装力量。到这年三月以后,随着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行动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中共中央很快就总结了经验教训,而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的重点转到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对复杂的事物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是不奇怪的。一月十八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永利高2等相继作了反驳。永利高2发言说:关于共产党人的身分,“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这些发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⑿⑤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