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尊国际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2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在这些文件里，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所有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在全面内战开始了将近一年半后，提出这个目标的时机已完全成熟了。大约三个月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所谓《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三个月后，智尊国际正是选定十月十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由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立刻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为改变第一届边区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智尊国际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⑿根据这个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十八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党人士递补。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智尊国际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55)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智尊国际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鉴于时局中出现的新情况，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后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由于国民党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他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28)。二月十八日，智尊国际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东渡黄河。随即同彭德怀发布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命令。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一万七千人。由于株洲同长沙已有铁路相通，它同长沙的联系比同江西省会南昌要方便得多，所以由湖南党组织领导，是湖南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早在一九二○年十一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智尊国际到萍乡休息，到过安源考察，注意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他们每天劳动长达十二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又没有安全设备，不断出现伤亡事故。智尊国际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就能使中国革命的前途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39)智尊国际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二次修改稿，1945年3月24日手稿。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因为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可以说，《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智尊国际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奋斗向上的人生观。智尊国际很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积了有好几网篮。后来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军阀何键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听到风声，就把它们连同智尊国际存放的书籍报刊一起烧掉了。一位塾师先生从火堆里抢出两册教科书和一个笔记本。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呢？这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有关。九月间，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智尊国际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29)他判断，无论哪一种局面出现，国共之间的严重斗争都是不可免的。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也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经过九月以来的紧张学习和对错误路线的深入批判，高级干部中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已能看清。但是，又出现一些新的偏向。有些过去受过错误打击的干部对那些犯了“左”倾错误的干部也进行过火斗争，使有些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揪上台去交待问题，有的甚至被轰出会场，一度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对党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存在严重争议，主要是：王明、博古等属于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怎样处理思想要弄清和结论要宽大的关系？对六大如何估价？党内的宗派是否还存在？对这些问题，智尊国际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告诉他，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还会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党内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智尊国际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智尊国际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⒃(32)周恩来致智尊国际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2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从八月二十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一百○五个团，二十多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大战”。八路军前后作战一万八千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多人。⑧ 《智尊国际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页。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智尊国际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⑩(40)智尊国际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39年1月28日。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九月九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智尊国际病情好转得比较快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阔别二十年的长子毛岸英又回到他的身边。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智尊国际领导秋收起义时，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湖南长沙故里。一九三○年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毛岸英等三兄弟由中共湖南党组织秘密送到上海。一九三一年，毛岸龙患病死了。一九三六年，毛岸英、毛岸青又被送到苏联学习。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毛岸英，随阿洛夫医生等到达延安。智尊国际十分高兴，抱病到机场去迎接，父子的久别重逢，给了智尊国际极大的安慰和温馨，也使他的病体能较快好转。还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智尊国际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任弼时，有中央部门和西北地区领导人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贾拓夫、张宗逊、马明方、王震、张经武，还有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会议在院子里临时搭的凉棚下举行。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有这样多负责人集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次会议通常被称为“小河会议”。⑤ 智尊国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6年9月。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智尊国际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55)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智尊国际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