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十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新四军是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叶挺到延安。十一月，项英也到了延安。赌球经历同他们具体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十二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不久，又移驻皖南岩寺。赌球经历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为了报复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并为此后迎击傅作义部可能向绥东地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已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连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随后，根据赌球经历拟定的“三路四城”计划，晋察冀军区主力自平汉路西调，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32)赌球经历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6月19日。(44)《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76页。赌球经历一过河，就部署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三月八日，他在交口县大麦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在吕梁山地区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十日至十三日，方面军主力在吕梁山区先后击退晋绥军四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其中，在孝义兑九峪地区，击溃阎锡山部的第二、第三纵队十四个团。这就为红军向前挺进打开了通道。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赌球经历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四月一日召开会议。赌球经历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27)，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赌球经历重新厘定一些具体政策：梁漱溟是中国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延安后，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赌球经历交谈了八次，每次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最长时通宵达旦。半个世纪后，梁漱溟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同赌球经历交谈的情景：“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却没有像这一次赌球经历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赌球经历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梁漱溟说：“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60)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赌球经历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赌球经历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对当地的老乡，赌球经历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开慧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赌球经历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这天晚上，他们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从此，杨开慧一直协助赌球经历开展革命工作，并在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放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赌球经历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又要继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在这种极端危急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成为党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⑦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李电，1948年10月11日。对政权建设，赌球经历也投入了巨大精力。⒀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页。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赌球经历做了两件事。在这个时期中，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赌球经历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⒅，“应该用赌球经历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⒆的重要论断，并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赌球经历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赌球经历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⑥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2页。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那天下午，“毛主席起床后，手里拿着《人民日报》号外，从屋里来到了院落的凉亭里。他坐在藤椅上，看起报纸来。因为报纸上登的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所以他看报纸时心情是很高兴的。看完报纸，也没有在院子里散步，也没有和任何人交谈，他就回到办公室里去了。在办公室里，又把报纸看了一遍，边看边在报纸上画了一些杠杠和圈圈。”⒅看完报纸，他就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贺电，又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⑨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8月22日。(29)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17、218、219页。电报首先分析了过去一年作战的主要结果及当前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状况，指出：第一年我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二十四万人，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目前，敌军主力仍在南线，连被歼重建者在内，共一百五十四个旅；其中，山东八十八个旅，晋冀鲁豫二十六个旅，西北四十个旅。北线敌力较弱，包括歼灭重建者在内，共六十个旅；其中东北二十四个旅，晋察冀、晋绥四十个旅。后方守备兵力三十个旅。全国敌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现有兵员一百五十万人。此外尚有数量巨大的特种部队、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后方机关人员。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我方山东有二十七个头等旅；晋冀鲁豫（不包括陈赓部）有十三个头等旅，十四个二等旅；西北有陕北六个旅（其中四个旅是晋绥西调的），陈赓四个旅，晋绥三个旅；晋察冀有九个头等旅，四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旅三十二个。我全军共计一百一十二个旅，九十万人。此外，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军事机关四十万人。 你会在赌球经历上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