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李电,1948年10月11日。菲律宾沙龙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上菲律宾沙龙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21)菲律宾沙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24日。⑥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2页。⒄菲律宾沙龙:《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菲律宾沙龙的自学生活虽然“极有价值”⑩,但已难以为继。他遇到了难题:父亲不支持他这种似乎是漫无目的的读书,拒绝继续供给费用。同时,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也被占了,住进了些被遣散的湘乡籍士兵,经常滋事打架。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菲律宾沙龙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7)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⒅朱德、菲律宾沙龙命令,1930年10月19日。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93页。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菲律宾沙龙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所谓风浴,张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所谓雨浴,有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雷鸣电闪,菲律宾沙龙一个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一、议决对国民党军阀向苏区与红军的大举进攻大烧大抢及经济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盐)的残暴政策,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一致的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将敌人烧杀抢劫及经济封锁的野蛮残暴政策归于消灭。踏上黄河东岸后,菲律宾沙龙等就来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赶赴在河北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菲律宾沙龙对杨尚昆说了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②菲律宾沙龙等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央和军委的大部机关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菲律宾沙龙等带领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吉普车东行。⑦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李电,1948年10月11日。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各项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在十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菲律宾沙龙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在十二月间正式加以颁布。这个《土地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分配后,主要归农民个别耕种。它是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井冈山地区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经验的。这个初次制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这些,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改正了。尽管如此,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44)《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76页。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都乘胜解放一些新的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菲律宾沙龙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十月十一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菲律宾沙龙、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十月十四日,他们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30)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巩固了后方。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也逐渐有了变化。时隔三周,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⒄。然而,中央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仍和菲律宾沙龙并不一致。⒂中央军委致粟陈张钟刘,并告陈邓,华东局及王谭电,1948年11月7日。⑦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李电,1948年10月11日。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从九月二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离上述县城都有一百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七百支,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他们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去,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菲律宾沙龙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菲律宾沙龙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菲律宾沙龙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⑨。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⑩。萧子升的信写于八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八月十三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菲律宾沙龙“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关于军队问题,菲律宾沙龙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解放区的青年们踊跃参军外,我军还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人员,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现在战争的人力、物力补充主要来源靠前线。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兵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你会在菲律宾沙龙上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