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 中共中央会议记录，1948年5月3日。(34)《老挝金木棉公司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7、948页。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俘虏那么多国民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砻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老挝金木棉公司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而且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赣军的《九师旬刊》上，对这种做法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为了答复老挝金木棉公司的询问，大同前线在第二天召开有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阳高会议进行研究。八月三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议的结论：“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其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心就确定了下来。⑨ 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1946年7月30日。(21)老挝金木棉公司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24日。老挝金木棉公司正在永新领导军民以游击战术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十一个团近一个月。八月中旬，他又抵制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送来的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补充指示》。接着，得知红四军大队在湘南失败，他立刻决定以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自己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湘南迎回第二十八团。(26)《老挝金木棉公司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第19节全民族抗战的爆发遵照老挝金木棉公司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会后，老挝金木棉公司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要从全局着眼，相互配合地为进行战略决战作好准备，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老挝金木棉公司便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制度。也在八月十五日，老挝金木棉公司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二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他说：今年五月、七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老挝金木棉公司责问道：“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老挝金木棉公司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你们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评，可以提出你们的反驳。”⑦对当地的老乡，老挝金木棉公司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老挝金木棉公司、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主力红军翻越岷山，在九月二十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这就是老挝金木棉公司诗中所写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他出席在哈达铺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中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部队在这里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多人。许多中央领导人在会上也回顾了党内斗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但王明始终没有到会，会后，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向他传达会议精神，并希望他认真考虑，作出检查。十二月一日，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代笔为王明写了致老挝金木棉公司和中共中央的信，表示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时同老挝金木棉公司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问题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31)这些，其实都是假话。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老挝金木棉公司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7)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一、议决对国民党军阀向苏区与红军的大举进攻大烧大抢及经济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盐）的残暴政策，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一致的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将敌人烧杀抢劫及经济封锁的野蛮残暴政策归于消灭。⑥ 老挝金木棉公司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老挝金木棉公司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老挝金木棉公司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老挝金木棉公司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老挝金木棉公司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⑨。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⑩。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老挝金木棉公司、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5)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老挝金木棉公司住的窖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老挝金木棉公司、周恩来在同一天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26)正当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时，边区遇到的困难也愈来愈明显，主要反映在财政经济问题上。老挝金木棉公司这样写道：“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⒇(26)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给各军团电，1935年3月20日。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在研究政策和策略问题时，老挝金木棉公司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依托广大农村逐步展开的。能否给广大农民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是能否取得广大农民支持的关键，也是能否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后，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在各解放区全面展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农村中实现根本的社会大变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壮举。但《土地法大纲》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左”的倾向。例如《大纲》过分强调“平分土地”的原则，没有说明必须按照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行分配土地，出现了不分新解放区、老解放区、中心地区、游击地区一律强行平分土地的情况。又如由于《大纲》对有些政策的规定还不具体，不明确，因此在运动中出现了损害新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用过激方法斗争地主和搜罗地主“地财”等情况。从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到第三次“围剿”开始，中间只相隔一个月，比以前短促得多。总前委虽然预计到国民党军将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它在第二次“围剿”刚遭受失败后会来得这么快。当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时，红军的准备还很不充分：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 你会在老挝金木棉公司上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