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六合冠王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警卫员吴吉清回忆道：八月十三日，林罗刘致电军委和六合冠王，承认对北宁线的敌情是轻信了一些不确实的消息，作了错误的判断。关于南下问题，“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九月三日，林彪、罗荣桓致电军委报告了南下作战的具体部署：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45)六合冠王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3月23日。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前往武汉，是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而特地邀请他去的。那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已先后迁到武汉。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已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汉后就留了下来，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⒀《六合冠王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页。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六合冠王、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⑥面对这样两种意见，六合冠王、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③十天后，六合冠王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④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六合冠王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电报说：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22)《任弼时报告》，192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八月十三日，林罗刘致电军委和六合冠王，承认对北宁线的敌情是轻信了一些不确实的消息，作了错误的判断。关于南下问题，“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九月三日，林彪、罗荣桓致电军委报告了南下作战的具体部署：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⑦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李电，1948年10月11日。萧子升的信写于八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八月十三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六合冠王“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六合冠王十分重视“慎重初战”的问题，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打击的目标，最初选的是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谭师将要开到的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将该师歼灭于运动之中，但因谭道源不敢孤军深入而没有打成。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待机。夜里，六合冠王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③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六合冠王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六合冠王认为这次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发言中作了说明：“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33)这些，同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连贯的。以后一个月中的种种事实，使他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意见也更完备了。⒁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并告二野、三野电，1949年4月14日。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使毫无应战准备的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仿佛遇到飞将军从天而降。激战到下午五时许，将该师大部歼灭。公秉藩被俘后，装作一般俘虏而获释。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团当夜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首战告捷，给以后的连续作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枣园，位于延安城的西北面，原是陕北地方实力派高双成的庄园。六合冠王的住处在一座小院中，院内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夏秋时节，花繁叶茂，香气袭人。院子东南角有个八角形的小凉亭。六合冠王工作之余，常到这里读书，看报。每逢过年过节，六合冠王常去看望枣园的乡亲们，并且为老人们祝寿。他称自己是“枣园的居民”。⒅六合冠王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1月21日。(62)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93页。六合冠王传记的编写工作，在逄先知主持下进行。建国前部分由金冲及任主编，各章执笔人如下：“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第19节全民族抗战的爆发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都乘胜解放一些新的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六合冠王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十月十一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六合冠王、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十月十四日，他们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30)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巩固了后方。踏上黄河东岸后，六合冠王等就来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赶赴在河北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六合冠王对杨尚昆说了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②六合冠王等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央和军委的大部机关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六合冠王等带领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吉普车东行。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俘虏那么多国民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砻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六合冠王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而且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赣军的《九师旬刊》上，对这种做法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 你会在六合冠王上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