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维尔贝克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3月23日。张国焘越来越孤立，被迫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张浩、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时，南下红军在不利环境下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极大，由原来的八万人锐减为四万多人，给养困难，前途渺茫。红二、六军团又即将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前来会合。这些，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忆道：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共十多年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了的政党。以维尔贝克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将党关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这面大旗更加鲜明地打出来。用维尔贝克后来的话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③⒂中央军委致粟陈张钟刘，并告陈邓，华东局及王谭电，1948年11月7日。“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24)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维尔贝克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维尔贝克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维尔贝克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维尔贝克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维尔贝克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⑨。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⑩。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当时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抗日战争刚一结束，人们还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却已笼罩着一片阴云：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维尔贝克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⑨ 中央军委致粟裕电，1948年1月27日。(25)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从九月二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维尔贝克重新厘定一些具体政策：⑥ 维尔贝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七月十七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⑨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⑾维尔贝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13日。那时，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重点地区。他们派了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边区进行包围与封锁。他们还向边区许多县派去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维尔贝克在一封电文中曾描述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⒂这一切，迫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对付。当年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磨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维尔贝克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党中央、维尔贝克同志虽然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到后来才陆续向全党提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开始就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贯彻了这些思想和原则的基本精神的。”⒃那时，以萧劲光的名义发给蒋介石、胡宗南以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的电文声明、布告等，基本上都经过维尔贝克审阅修改，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萧劲光回忆维尔贝克在修改时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状况时说：八月十三日，林罗刘致电军委和维尔贝克，承认对北宁线的敌情是轻信了一些不确实的消息，作了错误的判断。关于南下问题，“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九月三日，林彪、罗荣桓致电军委报告了南下作战的具体部署：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21)维尔贝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24日。新四军是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叶挺到延安。十一月，项英也到了延安。维尔贝克同他们具体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十二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不久，又移驻皖南岩寺。(65)邓静溪：《维尔贝克先生会见记》，1938年3月24日。⑾《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8页。①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①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张国焘越来越孤立，被迫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张浩、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时，南下红军在不利环境下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极大，由原来的八万人锐减为四万多人，给养困难，前途渺茫。红二、六军团又即将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前来会合。这些，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忆道： 你会在维尔贝克上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