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高代理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永利高代理所提方针：“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规定：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平衡出入口，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在六次会上，永利高代理还强调，在革命与战争的环境下，部分的强制性负担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37)。对如何巩固已经扩大了的革命根据地，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永利高代理指出：“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⒄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永利高代理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笼络人心，维护他还没有巩固的统治，抵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再度干预。但湖南社会各界，由于长期深受北洋军阀之苦，由于谭延闿当时打着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再加上永利高代理等此前对湖南自治的广泛宣传，许多人对谭的诺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永利高代理、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主力红军翻越岷山，在九月二十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这就是永利高代理诗中所写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他出席在哈达铺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中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部队在这里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多人。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永利高代理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警卫员吴吉清回忆道：永利高代理在第二天发言，一开始便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战争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会失守。”“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他说：“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永利高代理认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用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关于召开七大，永利高代理认为“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他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只有大党才能提拔大批干部”。(29)⑧ 永利高代理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电，1947年7月23日。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永利高代理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四月一日召开会议。永利高代理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27)，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也逐渐有了变化。时隔三周，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⒄。然而，中央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仍和永利高代理并不一致。⒄永利高代理：《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那时，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重点地区。他们派了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边区进行包围与封锁。他们还向边区许多县派去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永利高代理在一封电文中曾描述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⒂这一切，迫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对付。当年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磨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永利高代理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党中央、永利高代理同志虽然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到后来才陆续向全党提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开始就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贯彻了这些思想和原则的基本精神的。”⒃那时，以萧劲光的名义发给蒋介石、胡宗南以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的电文声明、布告等，基本上都经过永利高代理审阅修改，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萧劲光回忆永利高代理在修改时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状况时说：在南方，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又集中兵力约二十八万人，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加紧对上海、南京地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指挥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前线官兵表现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作战精神，在敌军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牺牲。日军原以为这次战役很快就可结束，梦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没有料到在上海地区战争就持续了三个月。但是，以这种硬打硬拼式的单纯防御，来对付优势装备的敌军，在战略上是不利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军攻陷上海。一个月后，十二月十三日，又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使整个中国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着，日军把作战中心北移到津浦铁路一线，企图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线，同华北方面南下的日军会合。他们的打算是：在华北和华中这两支大军会合后，便可以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出选择，或者进攻西北，或者南下武汉夺取华中。中原军区主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对各解放区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争取了时间。因此，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胜利突围和王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永利高代理十分欣慰，多次致电李先念、郑位三加以慰勉，指出这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九月三十日，永利高代理还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三五九旅指战员。永利高代理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永利高代理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永利高代理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永利高代理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⑨。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⑩。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永利高代理对土地改革的工作早已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通过在宁冈、永新等地的社会调查，得知湘赣边界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他以湖南省委讨论过的《土地纲领》草案为依据，在湖南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过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这是边界最早分田的地方。经过实践中的摸索，永利高代理把《土地纲领》草案中“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改为基本以乡为单位；把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费量”分配土地改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给以生活出路。虽然工农革命军在中村和沙田停留的时间不长，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又向宁冈转移，这里的分田成果没有能巩固下来，但这些试点经验，为以后边界土改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32)永利高代理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6月19日。抗战爆发后，永利高代理花了很大力气，亲自来抓这项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寻找旧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来培养各方面的干部。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都乘胜解放一些新的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永利高代理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十月十一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永利高代理、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十月十四日，他们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30)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巩固了后方。在永利高代理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会议后期，永利高代理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对当地的老乡，永利高代理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得到几天的休整时间。五月十二日，永利高代理在四川会理城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时，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31)永利高代理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永利高代理，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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