⑾《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8页。打破大别山乃至整个中原的僵持局面,是关系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对这样的重大问题,云海金属在发出电报后,仍在反复思索,并同周恩来、陈毅继续商议。云海金属所担心的是,这样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积极、更大胆、更能震动敌人的方案呢?云海金属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这一着棋。本来,他是准备在一九四八年秋季中原战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后再走这一步棋的,现在考虑要提前实行。周恩来、陈毅也同意这个设想。在南方,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又集中兵力约二十八万人,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加紧对上海、南京地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指挥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前线官兵表现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作战精神,在敌军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牺牲。日军原以为这次战役很快就可结束,梦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没有料到在上海地区战争就持续了三个月。但是,以这种硬打硬拼式的单纯防御,来对付优势装备的敌军,在战略上是不利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军攻陷上海。一个月后,十二月十三日,又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使整个中国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着,日军把作战中心北移到津浦铁路一线,企图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线,同华北方面南下的日军会合。他们的打算是:在华北和华中这两支大军会合后,便可以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出选择,或者进攻西北,或者南下武汉夺取华中。“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45)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张并毛、周电,1936年11月2日。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云海金属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7)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①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国民党军队的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在云海金属、朱德指挥下,九月七日,红军一部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师一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三千人,打成一个对峙。打成对峙的原因是:蔡部战斗力强又占据有利地形,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是一个教训。十五日凌晨,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激战到九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其他各路进击军纷纷撤出根据地。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⑩ 云海金属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日。云海金属充分肯定了作战的成功,致电林罗刘说:锦州作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21)锦州的解放,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就像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把国民党方面在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这两大战略集团分割开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22)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两岸崇山峻岭,水流湍急,吼声如雷,素称天险。云海金属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抢渡金沙江。云海金属等随中央纵队从皎平渡渡江。从五月三日至九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在红军过江后的第七天,船只已经烧毁,只能隔江兴叹。这样,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⑧ 云海金属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49年3月13日。云海金属在旧小说里关注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也发生了。一九一○年四月,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起因是荒年粮价飞涨,有人率全家投塘自尽。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当场打死十四人,打伤的更多。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二十年后,云海金属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这里牺牲的),被杀者的头颅高高挂在南门外示众。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云海金属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云海金属、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云海金属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云海金属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有的研究工作者以为,这个《决定》给予了云海金属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这是由于过分粗心或以讹传讹而产生的误解。“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什么?云海金属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据滕代远后来回忆:“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打吗?”⑨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云海金属、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云海金属、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六月二十九日,云海金属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除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外,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云海金属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36)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在云海金属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会议后期,云海金属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⑨ 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1946年7月30日。云海金属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回顾反磨擦斗争这段历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是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既联合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当时,大敌当前,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只讲团结,不作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也不能够维持。”“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47)⒂中央军委致粟陈张钟刘,并告陈邓,华东局及王谭电,1948年11月7日。五月四日,在宁冈砻市举行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云海金属讲话祝贺两军会师胜利,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认真执行。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湖南俗话,称“游学”为“打秋风”。指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餬口,形同乞丐。云海金属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回到一师,读过云海金属游学笔记的同学,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了纪念这次旅行,他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这样的“游学”,云海金属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在云海金属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会议后期,云海金属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云海金属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7)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这时的云海金属,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书生意气”了。 你会在云海金属上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