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八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菲律宾克拉克等相继作了反驳。菲律宾克拉克发言说:关于共产党人的身分,“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这些发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⑿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菲律宾克拉克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⑥鉴于时局中出现的新情况,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后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由于国民党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他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28)。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菲律宾克拉克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⑥(23)《菲律宾克拉克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0—845页。(28)《菲律宾克拉克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68、1317页。② 中央军委致许谭,并告粟陈唐张电,1948年7月16日。这次会上,菲律宾克拉克还对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项办法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四天后,菲律宾克拉克在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她。海伦后来回忆:“菲律宾克拉克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25)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此,当代表们还在讨论大会的几个报告时,七中全会主席团已对选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克拉克在八月五日和张闻天一起发出的电报中说的是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而在仅仅四天后的这次会议上他却谈到“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夜这个关键时刻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菲律宾克拉克这些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日,菲律宾克拉克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和中央党校作学习和时局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经政治局通过的这些意见。他在四月十二日的报告中说:(40)菲律宾克拉克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39年1月28日。⑥ 《菲律宾克拉克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82、183页。从九月七日至九日会议连续开了三天,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三天中,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等发了言。他们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菲律宾克拉克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21)针对王明把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菲律宾克拉克在会上插话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22)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菲律宾克拉克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菲律宾克拉克在小河村一共住了四十五天。当时,胡宗南的军队虽已疲惫不堪,并已受到三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主力仍保存着。由于西北解放军正从陇东向陕北的榆林附近集结,七月底八月初,胡宗南所属整编第一军刘戡部奉命向北推进,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带。菲律宾克拉克就率领中央机关在八月一日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经过近二十天的行军;在八月十九日到达佳县城西北的梁家岔。⒆菲律宾克拉克致彭德怀的电报,1943年1月25日。(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根据这个判断,电报作出具体部署:“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④ 《菲律宾克拉克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这些方针政策,不仅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一种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九月九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道: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在这种逆境中,菲律宾克拉克抓紧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一九五七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这年春天,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居住的人口增长到八千万人,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七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