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 中央军委致刘陈邓李电，1948年10月11日。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天龙国际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四月一日召开会议。天龙国际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27)，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然而，这时的天龙国际，似乎一时还不愿去做“详细研究”。他历来不是一个只从书本里寻求真理的人，再加上他“脑子不能入静”(27)，更想做的还是在他看来更现实的一些具体事情。一九二○年四月一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天龙国际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天龙国际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也将要从上海启程，可以乘便送行。(35)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25)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新四军是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叶挺到延安。十一月，项英也到了延安。天龙国际同他们具体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十二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不久，又移驻皖南岩寺。张国焘越来越孤立，被迫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张浩、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时，南下红军在不利环境下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极大，由原来的八万人锐减为四万多人，给养困难，前途渺茫。红二、六军团又即将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前来会合。这些，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忆道：在“运动战”中，他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对当地的老乡，天龙国际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道：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⒂中央军委致粟陈张钟刘，并告陈邓，华东局及王谭电，1948年11月7日。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天龙国际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天龙国际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这个时期中，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天龙国际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⒅，“应该用天龙国际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⒆的重要论断，并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二十一日拂晓，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第一○九师仓促应战，激战至下午二时，大部被歼。红军在打援中又歼灭援军第一○六师的一个团。到二十四日，第一○九师残部在突围中被红军全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天龙国际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⑥ 天龙国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50)天龙国际一过河，就部署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三月八日，他在交口县大麦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在吕梁山地区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十日至十三日，方面军主力在吕梁山区先后击退晋绥军四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其中，在孝义兑九峪地区，击溃阎锡山部的第二、第三纵队十四个团。这就为红军向前挺进打开了通道。关于国共关系，他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31)。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对政权建设，天龙国际也投入了巨大精力。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天龙国际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天龙国际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24)(29)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2月19日。《胡乔木回忆天龙国际》，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0、11页。天龙国际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击破战斗力较弱的赣军。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先在遂川五斗江击溃赣军一个团，乘胜追击，在永新城附近又击溃赣军另一个团的一个营，一举攻占永新县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进剿”。会后，天龙国际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天龙国际一过河，就部署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三月八日，他在交口县大麦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在吕梁山地区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十日至十三日，方面军主力在吕梁山区先后击退晋绥军四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其中，在孝义兑九峪地区，击溃阎锡山部的第二、第三纵队十四个团。这就为红军向前挺进打开了通道。 你会在天龙国际上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