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会后，易发国际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26)《易发国际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26)《易发国际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易发国际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31)要从全局着眼，相互配合地为进行战略决战作好准备，必须加强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易发国际便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制度。也在八月十五日，易发国际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二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他说：今年五月、七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易发国际责问道：“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易发国际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你们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评，可以提出你们的反驳。”⑦⑾《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8页。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为了报复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并为此后迎击傅作义部可能向绥东地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已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连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随后，根据易发国际拟定的“三路四城”计划，晋察冀军区主力自平汉路西调，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傅作义这时虽已通过关系开始接洽起义，但意在“保存实力”，并没有拿定主意，还有西逃和南下的可能，而以西逃的可能性较大。聂荣臻回忆道：“这时候，东北我军主力尚未入关，如何在他们入关之前，将敌人抑留在华北，不使其南窜或西逃绥远，这是当时中央军委和易发国际同志考虑的中心问题。经过一再分析，决定从二十兵团包围张家口、宣化入手。”(33)易发国际估计，一旦以迅速动作抓住并包围张家口、宣化后，傅作义将调集他的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等部由北平地区西援。如能在平张线上歼其一部，使傅部不能西逃或南下，便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易发国际再次阐述了他在书面报告中所说的要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他说：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他进一步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说：“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27)他指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是太急了。他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25)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六月十五日，易发国际主持七大主席团会议，讨论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他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根据会议决定，易发国际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说明不参加的理由是：第一，从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这些合理的要求在谈判中一再遭到国民党的拒绝；第二，此次召开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事前并未与中共或其他党派商议，完全是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第三，国民党六大不顾全国一致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而这次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六大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31)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易发国际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比较多，除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等。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是在十二月召开的，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在“运动战”中，他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十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会议发表了由易发国际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遵照易发国际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当时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抗日战争刚一结束，人们还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却已笼罩着一片阴云：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在易发国际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会议后期，易发国际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⑩ 易发国际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日。电报首先分析了过去一年作战的主要结果及当前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状况，指出：第一年我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二十四万人，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目前，敌军主力仍在南线，连被歼重建者在内，共一百五十四个旅；其中，山东八十八个旅，晋冀鲁豫二十六个旅，西北四十个旅。北线敌力较弱，包括歼灭重建者在内，共六十个旅；其中东北二十四个旅，晋察冀、晋绥四十个旅。后方守备兵力三十个旅。全国敌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现有兵员一百五十万人。此外尚有数量巨大的特种部队、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后方机关人员。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我方山东有二十七个头等旅；晋冀鲁豫（不包括陈赓部）有十三个头等旅，十四个二等旅；西北有陕北六个旅（其中四个旅是晋绥西调的），陈赓四个旅，晋绥三个旅；晋察冀有九个头等旅，四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旅三十二个。我全军共计一百一十二个旅，九十万人。此外，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军事机关四十万人。张国焘越来越孤立，被迫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张浩、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时，南下红军在不利环境下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极大，由原来的八万人锐减为四万多人，给养困难，前途渺茫。红二、六军团又即将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前来会合。这些，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忆道：抗战爆发后，易发国际花了很大力气，亲自来抓这项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寻找旧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来培养各方面的干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从五月二十一日开始的，本来只准备开两个月，由于时局的发展变化，会议延长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才结束，断断续续开了十一个月。⑧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2日。 你会在易发国际上玩吗?
